须经阵痛才能磨出中美合作新格局

  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金额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海关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中方表示将做出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自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狼烟四起，在不断的摩擦和曲折中发展。接踵而至的汇率问题、倾销指控、贸易不平等问题等等, 贸易摩擦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中美多次有共同寻找两国之间经贸关系“最大公约数”的表述，中美经贸合作也向来被喻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两国最高层及各级别团队也未曾放弃寻找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以取得互利双赢的成果。

  在碎片化的“贸易战”进程追踪中，战略家们更愿聚焦在更大视野下的溯源与追问。

  中美发生此轮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哪里？

  此轮摩擦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哪些警示性的启发？

  不断的碰撞带来的是“两败俱伤”还是“以斗促和”？

  如何对中美经贸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进一步思考？

  一份重磅报告试图回答了上述系列诘问。7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报告内容丰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凤凰网国际智库获得报告授权，将在《战略家》专栏推出报告精编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系列文章将分为三部分：深度解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预测；中国对贸易战应有怎样的应对之策及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展望。

  本篇为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3，为中国对贸易战提出应对之策及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展望。

  CCWE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

  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

  短期战术：把握主动、以战促合

  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

  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1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100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

  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121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1210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300万辆，则能缩小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860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870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250万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31.5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10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6亿吨，其中2017年原油进口量突破4亿吨，而美国原油2017年年产量超过5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OPEC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1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

  长期战略：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着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经济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的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

  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

  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164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维持在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

  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

  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

  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

  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性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中美经贸摩擦之阵痛将磨出中美合作新格局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经贸甚至其他领域的摩擦，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而这种新的稳定期既不是双方全面对抗的结果，也不是中国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美国要接受，中国13亿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无法强行去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过去在摸索，有过坎坷，但是现在这条道路已然清晰，中国将自信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时，美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不强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历史上强大的中国虽然对当时的弱小邻国有过嘲讽，但是却从未要求别人强行接纳中国的理念；而历史上的基督教扩张，更多的是凶悍的同化。同样在当下，中国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去接受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必须要理解的。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而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影响力必然会不断加强，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中国的军事力量或许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边地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点美国也必须接受。美国航母肆意驶入台湾海峡，在南海随处游弋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式，中国将在周边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也许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共利多赢的，绝对不是那种强迫他国的声音。美国也许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改变，但是需要逐渐去接受。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也同样会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帮助美国更好的发展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锈带地区”，帮助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能受益，让这些美国人也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将继续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将会是共利多赢的。

  这“三个接受”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关系变化的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走向稳定期所必须要经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接受”并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终会接受这三条。我们认为，美国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内向内省，反求诸己，调整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促进“两个美国”裂痕的弥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华尔街、跨国企业为代表的“精英美国”与普通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平民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两个美国”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也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而得到弥合。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妄图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来减少美国贸易顺差是缘木求鱼，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上世纪七八年代美国曾对日本采取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结果只是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日本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外的整体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我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学习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责外国。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弥合“两个美国”之间裂痕。

  二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理解，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发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两百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而世界也恰恰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会有所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脚都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各界应当加强交流互动、加强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相比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而言，美国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我们尤其建议美国政策解和学术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中国经济、剖析中国模式，从而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合作关系进行总结，中美两国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会在当下走向全面对抗。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是中国在发力，在经历磨合的阵痛，是冲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经路途。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